张维迎：如何理解市场经济？如何理解企业家精神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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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土地上望星空
窑洞文化撞击企业家精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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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何理解世界大变局？
从工业革命开始，西方国家快速发展，包括后来美国崛起。中国过去的经济规模也很大，1820年时GDP占到世界的 1/3，直到1860年才被英国超越。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大国，中国在近代却被西方发达国家远远超越。过去40年，改革开放使得中国在经济规模、国家实力和人民生活质量等方面大幅度提高。不难想象，当一个拥有世界20%人口的国家进入世界经济强国之列后，整个世界格局会发生多么大的变化。而且这种变化不是近百年才发生的，而是从工业革命就开始了。
中世纪结束之前，世界各国的差距并不大，所谓的“大分流”是从工业革命后才开始的。近一两百年，有些国家发展很快，有些逐渐落后甚至发展停滞。而中国是从一个经济规模巨大、历史悠久的大国沦为了落后贫穷的国家，后来又迎头赶上， 尤其是经过改革开放，快速回到世界重要大国的地位。
如何理解中国经济奇迹？
改革开放 40 年间，中国经济实现了奇迹般的增长，最重要的是引入了市场机制，让普通老百姓有了选择的权利。中国在计划经济时代没有企业家的概念，农村包产到户和城市改革后才涌现出一大批企业家，也正是这些企业家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巨大推动力。我在1984年写的一篇文章就谈到企业家堪称经济增长的“国王”。
回顾历史，任何一个国家只有让企业家精神焕发出来，鼓励那些最有才能的人去打市场，经济才有可能很快发展起来。英国就是非常典型的例子，它在17—18世纪初迸发出强大的企业家精神，其工业革命史就是企业家的创新史，一个又一个企业家的故事造就了英国的现代工业文明。中国也一样，改革开放就是中国焕发出企业家精神的过程。
中国获得快速发展还有一个重要前提。西方国家经过 200 多年积累了大量科学技术，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将这些成果“为我所用”，减少了试错成本，全方位快速追赶，少数新领域同步发展。因此，不可否认，企业家精神和西方的先进科技成果，是中国改革开放后实现快速发展的重要原因。当然，我们肯定开放的作用，并不是要低估改革的作用。西方的文明一直就在那里，中国的企业家群体也不是从天上突 然掉下来的。如果不是政府力推市场化改革，这些外部资源都 不会转变为我们的生产力，这是很关键的。
事实上，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靠自我封闭发展出现代文明，成功者都是改革与开放的结合。为什么英国会成为西方现代工业文明的早期引领者？为什么工业革命最早发生在英国？一是英国通过改革实现了体制变化，包括光荣革命后确立了产权制度、议会民主制度和有限政府制度等；二是英国通过开放引进了棉纺织业并使其成为支柱产业，从进口布、纱到后来直接进口棉，发明了纺织机，再用蒸汽做动力，最终走上了世界强国之路。
如何理解企业家与科学家群体？
英国的工业革命曾促使企业家群体崛起，但第一次工业革命产生的是更加偏技术性的成果，科学家在其中发挥的作用非常有限。比如热力学，有了蒸汽机之后，人们在研究怎么使蒸汽机的效率最大化时才产生了热力学。
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，科学家所起的作用就大了。经济发展需要新技术变成生产力，只有生产力才能最终造福整个社会和普通大众。科学家主要是发现自然规律，发明家根据科学家发现的规律，或者凭借自己的直觉和实验，把原本不存在的东西创造出来。因此，科学家和发明家的发明创造很重要，是人类文明很关键的一步，但不是最后一步，甚至不能说是最关键的一步。因为这些东西最后还需要靠企业家来实现商业化、大众化，最终让更多人受益，把概念、技术和产品变成实实在在的生产力，让普通老百姓也享受到科技发展带来的好处。
不仅如此，工业革命中，科学家和发明家还往往离不开企业家的资助，甚至需要企业家引导、提需求。
比如，瓦特曾经为改进蒸汽机而负债累累，这时是企业家约翰·罗巴克站出来，为其偿还了债务，并且允许瓦特使用他工厂中的工具，还出资跟瓦特合伙申请新蒸汽机的专利权。罗巴克破产后，瓦特的发明事业经历了艰难期，此时另一位企业家马修·博尔顿看准蒸汽机的前景，又成立了博尔顿·瓦特公司，资助瓦特继续研究并成为瓦特专利股份的持有者。瓦特的成功离不开这两位企业家的接力资助，所以瓦特说：“没有他们，我什么都做不出来。当我沮丧、失去信心时，是他们给了我帮助。”
蒸汽机最初是矿井用来排水的简单工具，在瓦特使它由往复运动变成旋转运动后，它变成了能够带动机器的动力，而这背后也是因为博尔顿的推动。科学家和发明家对人类的贡献很重要，但企业家才是将科学技术变成生产力的真正推动者，他们帮助发明家把抽象的、书本上的知识变成惠及普通老百姓的 生产力。发明和创新并不一样，创新会使技术具有商业价值， 只有依靠企业家来完成。
当然，有一些发明家本身就是企业家，最具代表性的人物 是托马斯·爱迪生。爱迪生拥有上千项发明，也是一名企业家， 具有活跃的商业头脑。爱迪生名下的好多发明并非他的个人创 造，而是由他领导的实验室团队共同完成的。与他形成鲜明对 比的是尼古拉·特斯拉。特斯拉是塞尔维亚移民，曾在爱迪生 的公司打工，最后辞职去了西屋公司。特斯拉是一名纯粹的发 明家，他的发明包括电动机、无线电等数百项，在技术上的贡献并不逊于爱迪生。爱迪生实现了用电来照明，而特斯拉则将电变成了固定动力并最终取代了蒸汽动力，这是特斯拉对社会 的伟大贡献。然而，特斯拉最后贫困潦倒，因为他不像爱迪生 那样具备企业家的素质，以至于后来大家都知道爱迪生，却少 有人了解特斯拉，直到现在马斯克用他的名字为公司命名。
有人说科学家实现从 0 到 1，企业家把 1 变成了 N。其实也不完全是这样。
首先，科学家、发明家并不都是做从 0 到 1 的事情，也有一个渐进和反复迭代的过程。他们一开始也不知道自己发明的东西有没有商业价值。比如古罗马就有蒸汽机，当时是皇帝用来开宫门的一个玩具，到工业革命有了企业家之后，蒸汽机才真正变成了生产力。所以，有一些创造发明是从 0 到 1，还有一些发明改进本身就是从 1 到 2、3。经历无数次的迭代，每一次其实也是一种发明创新，一步就实现从 0 到 1 的极少。比如瓦特是改进了纽科门蒸汽机，但是瓦特的蒸汽机对工业革命的贡献非常大，是纽科门蒸汽机做不到的。
企业家对于科学家、发明家而言，一方面是给予资助，像瓦特这样的发明家的背后有很多不为人知的企业家，他们一起推动了科技与生产力的进步。另一方面是企业家提出科学创新和发明的需求，科学家、发明家再根据需求进行发明创造。并不全是科学家、发明家先创造一个东西，企业家觉得有用再拿走。
民用航空的发展史就是这样。泛美航空公司的创始人、企业家胡安·特里普（Juan Trippe）是航空史上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，一代一代更先进的飞机很大程度上是在他的要求下生产出来的。1965 年，他请他在波音公司的老朋友、波音总裁比尔·艾伦为他设计和生产比波音 707“大得多”的飞机，于是才有了波音 747 的出现。
不得不承认，科学家、发明家总是对世界充满好奇，但他们的意志力可能没有那么坚定，特别是在研发中遇到困难后就很容易放弃。瓦特曾想放弃研发去当一名测量员以养家糊口，直到他遇到企业家罗巴克和博尔顿。罗巴克破产时唯一剩下的资产是瓦特蒸汽机 1/3 的专利权，别的债权人认为这毫不值钱，而博尔顿慧眼识珠，买下了专利权。
所以从发明到生产的整个过程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生产链，不是科学家、发明家搞发明创造，企业家搞生产。很多创造发明都是通过企业家的需求倒逼出来的。以石油化工行业为例，该行业只有 100 多年的历史，现在很多大学都设有化工系，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洛克菲勒这样的企业家。石油作为燃料，不能像煤炭那样直接点燃，而是要经过分解、提炼、净化等一系列过程。后来人们从石油里提炼出了 300 多种化工产品，包括造衣服的尼龙等材料。这些成果都是从生产实践中来的。如果没有石油产业的发展，像 MIT（麻省理工学院）等高校也不可能创立化学工程学科。
什么是企业家精神？
这种精神为什么特别重要？
企业家精神的核心是创新精神，是去做别人没做过的事。有这种精神的人去从事生产经营等经济活动，就是企业家；将这种精神用于政治领域，就是政治企业家。在政治领域，有些人在位的时候只是在“守摊”，而有些人愿意做事，愿意创新，敢于去改变或完善体制，这就是有企业家精神的政治家，我们可以简称为政治企业家。学术领域也一样，有人一辈子照本宣科，有人积极创造新理论，后者是学术企业家。他们不是通过学术赚钱，而是具有学术创新精神，打造出一片学术新天地，很多学科的开创都离不开学者的企业家精神。
企业家精神本质上是指人类不安分的创造力。虽然每个人或多或少都具有这样的创造力，但能够真正发挥出来的只是少数人。同时，又只有极少数人真正知道企业家精神应该用在哪里。
17—18 世纪，英国最聪明的人在做企业，包括贵族，而中国传统文化崇尚做官，当时最聪明的人通过科举考试进入官场，这也是近代中国和西方发展出现背离的重要原因之一。因为官员只着眼于分配财富，企业家精神在于创造财富。如果最聪明的人是在分配财富而不是创造财富，那么国家的经济就很难发展起来。
改革开放初期，中国最聪明的人一部分在城市，一部分在农村。“包产到户”后，农村里的这些聪明人就自由了，乡镇企业就这样发展起来了。如果当时农村里的聪明人都有机会去当官，中国的改革肯定会很困难。邓小平南方谈话后，很多原来的处长、局长包括后来的“海归”都“下海”了，为经济发展奠定了良好的人力资源基础，或者说是重新配置了企业家资源。
只有最聪明的人愿意去做生意了，国家的经济发展才有希望。其实，中国人一点也不缺少企业家精神。近代以来，许多中国人到东南亚后成为出色的企业家，因为他们在当地进不了政府做官，只有做生意赚钱才能提高社会地位，他们本身就具有企业家精神。科举制最初是中国的一大发明，但在近代给中国经济的发展制造了不小的障碍。如何理解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角色？
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法治。法治很重要，因为其核心是让每个人对未来都能形成相对稳定的预期。这个预期是指干了好事可以得到回报，干了坏事会被惩罚。如果企业家有这样的预期，就会知道只有诚实守信才能把生意做大做强，坑蒙拐骗不可持续。由此，企业家会意识到声誉是他最重要的资产，也是获得陌生人信任的决定因素。国家法律——特别是保护私人产权的法律——是企业家维护自身声誉的保障。没有财产所有制也就没人在乎自己的声誉了，所以法律保护私人产权对建立企业信誉非常关键。
对政府而言，特别重要的工作就是建立和维护好的法治体系，包括统一度量衡等软的基础设施，这对市场发挥声誉机制非常重要。政府帮助提升信息的透明度和流通速度，也有助于提升企业家维护声誉的积极性。这样一来，政府反倒不用去具体管理企业，因为企业出错时，自然会受到市场规则的惩罚。比如某个企业想靠欺骗赚钱，就算能搞定工商局的几个管理者，也搞不定成千上万的消费者。企业要搞定消费者，唯一的途径就是给他们带来实打实的好处。
从国家层面来讲，最重要的就是建立法制保护企业产权、公民财产权和知识产权；从企业角度来讲，是要完善管理制度。麦当劳在全球有几十万家店、数百万名员工。它的厨房用具统一采购，食品制作流程标准化，对员工进行统一培训，加盟店要交保证金，总部时常派人去各门店试吃并写暗访报告，以此维护麦当劳品牌在全球的声誉。如果所有企业都像麦当劳 这样自觉承担责任，那政府不就轻松多了吗？这时，政府只需处理一些特殊问题，如当有人“山寨”麦当劳产品，侵害了麦当劳权益时，政府出面去处罚。保护商标权并不是单纯为了保护企业，更多是为了保护消费者。如果超市里销售的商品都没有商标，恐怕大家也不敢买了，因为出了问题不知道该找谁，但有商标就能找到责任人。所以，保护产权这种无形资产，最终是为了保护普通消费者。如此，企业老板也明白企业应承担的责任，并且为企业内部所有人的行为负责。
如何规避企业家的短期主义，鼓励长期主义？
市场经济避免不了出现一些短期主义的企业家或者说套利商人，对这样的问题要分析历史原因。完全杜绝企业的违法行为是不可能的，市场的发展一定是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，我们要有一定的耐心。国家当然想帮助市场形成良好的秩序，但也需要时间让企业家和消费者相信，最后才能促使企业诚实守信，进而使消费者相信企业品牌和政府。
我小时候生活的村子还是人民公社，那时树都归集体所有，很少有人主动去爱护，大家都偷着砍了当柴烧，所以村里的树总也长不大。后来，村里决定把树分给村民私人看护，但还是有好多人把树砍了当柴。村领导觉得交给个人也不行，就决定把树再收回集体。
村领导不明白，那些村民之所以把分给自家的树也砍了当柴烧，是因为担心，如果不砍的话又会被收回集体。结果果真如此！因此，要让大家有养树、栽树的积极性，必须要忍一忍初期的混乱，让村民相信分给他们的树不会再被收回去了，他们才不会继续砍树，才会等到树都长起来再卖钱，大家才有信心、有动力自愿种树、爱护树。
这个例子告诉我们，要建立市场秩序，需要我们有足够的耐心，不要因为出现一点问题就希望政府出面解决，如果解决得不好，反而越弄越糟。信誉来自耐心！
对于这样的问题，经济学家可以做出自己的贡献。我认为经济学家应该看到普通人和一般管理者看不到的东西。政府官员以短期成绩为考核指标，有些企业家也只看到眼前的利益，难免存在急功近利的心态，这时就需要经济学家帮助他们把眼光放得更长远一些，这才是经济学家对社会应有的贡献。孟子讲“有恒产者有恒心，无恒产者无恒心”，“无恒产而有恒心者，惟士为能”。学者无恒产也有恒心，因为学者的个人声誉就是其“恒产”。
任何一项政策都有两方面效果，一是立竿见影的短期效果， 二是暂时看不见甚至永远看不见的长期影响。19 世纪中期的法国经济学家巴斯夏是我特别喜欢的经济学家，他说：“坏的经济学家只看见看得见的东西，好的经济学家不仅要看见看得见的东西，还要能推断出看不见的东西。”经济学不能只是研究某项政策当下的效果，还要推断这项政策长远产生的影响。凯恩斯就只考虑短期，他说：“长远看我们都死了。”尽管这是玩笑话，但也反映出他的理论背后的哲学基础——我们管长远的事干吗呢，把眼前问题解决好就行了。
当下各国的宏观政策都有应对短期问题的倾向，但未来的问题恰恰应该由学者去管。当下的学者很短视，并且为做短期决策的官员提供一套理论，让官员的行为更加理直气壮：“你看这是教授告诉我的，这是我在课堂上学到的东西。”这对国家的长远发展绝不是好事。
对于企业家而言，看得不够长远的原因很多，有人天生就是急功近利的性格，我们能改变的是从体制和政策环境上帮助他们关注长远目标。我相信，伟大的企业家一定是长期主义者。但如果一个国家的体制、政策总在调整，那么愿意做长远考虑的企业家也会变得短视起来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个人行为往往是由外部环境导致的。企业家现在想为企业做一个长远规划，但如果明天突然下来一个新政策，他的计划可能就泡汤了，他也没必要考虑长远了，毕竟考虑长远就意味着要牺牲眼前利益。如果看不到长远利益，又为何要牺牲眼前利益？因为他首先也要生存下去，适者生存嘛！
所以，一个好的政策、体制环境，是要让人关注长远利益，能够看到牺牲眼前利益所获得的长远好处，否则将导致人们的行为越来越短期化，甚至最后坑蒙拐骗。
因此，如何创造一个稳定、“正循环”的环境，就显得特别重要。无论企业家还是普通人，这个“正循环”里不光有从父母那里得到的生物基因，还包括通过接受教育形成的“文化基因”。人的老师始于父母，却不止于父母。孔子讲“三人行，必有我师”，亲戚、老师、朋友，甚至书中看到的中外历史伟人，都有可能成为影响你的人，都有可能是你成长环境的一部分。所谓“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”：当你看见别人成功了，如果他是靠坑蒙拐骗成功的，那你可能会去学着坑蒙拐骗；如果他是靠踏实肯干成功的，那你也会像他那样去经营自己的口碑。这就是一个正循环的过程。我们要意识到，人类的行为不像蜜蜂、蚂蚁那样完全由生物基因决定，当社会风气是“邪不压正”时，坏人也就不敢明目张胆地做坏事，反之好人也可能变成坏人。
如何理解市场经济与共同富裕的关系？
有些反对市场经济的人，认为过度发展市场经济、过度崇尚企业家会导致社会贫富分化加剧，从而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和整体幸福感。比如华尔街、硅谷的企业家挣得特别多，但是更多人可能在全球化或者市场经济中所获很少，甚至受损。所以，一般人在认识上会存在误区，觉得市场经济容易带来或加剧贫富分化问题。抱这种想法的人并没有真正理解市场经济，没有真正理解企业家精神。原因是我们的教育，包括经济学教育，没有让我们很好地理解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。
首先必须承认，人天生有差距，高矮有差距，才智有差距。所谓“平等”是指法律面前人人平等，即人格上的平等，不可能是人与人在上进心、能力、起点、机遇等所有方面的绝对平等。
你如果真正理解企业家，就知道财富本身是不断流动的，没有人会永远稳居首富地位，一定会被其他人超越。所以熊彼特讲：“富人俱乐部就像一家旅馆，里面总是住满了客人，只是客人总在变，有人离开，有人进来。”这才是市场经济。流动性才有利于公平，比传统靠血统分割社会的贵族制更公平。贵族可以世袭，但市场经济中富人一般富不过三代。洛克菲勒的后代都不在富豪榜上了，中国 2010 年位居胡润富豪榜前列的 100 人到 2020 年也只剩下了 30 人。
市场经济其实为每个人都提供了富裕的机会。现在有农村女孩在成为网红后变富有了，这在以前是不可能发生的事。市场经济允许每个人最大限度发挥自身的优势，无论这个优势是什么。传统社会里，农村人不种地就养活不了自己，但现在只要有一技之长，利用大规模的市场，不务农也能养活自己。我们看到，越是市场化程度高的地方就越公平，因为市场给每个人赚钱的机会，企业家之间的竞争也因此变得更加激烈。因为存在市场竞争，企业家给工人的福利待遇也会更好，否则别人就会开高价挖走员工。但好多人不理解这些，以为资源、技术就在那儿，市场经济就是最后怎么分配财富的。
事实上，市场经济不是在分配财富，而是在创造财富，财富一定是赚来的。“挣钱”和“赚钱”的概念也不一样，工人通过付出劳动“挣钱”，企业家把应付工人的工资付完后，“赚”的是剩下的那些钱。
从统计数据来看，没有人可以永远是最成功的企业家，一定会有其他人超越他，没有人能够一劳永逸。因此很多成功的企业家面临的压力非常大，总是怕一放松就被人超越了。换个角度讲，企业家不过是替社会管理财富，他们中的大部分享受的财富并不多。比如这个工厂是我的，你们都眼红，那我一把火把它烧了。其实对我并没有多大影响，但工人就失业了。
企业家的财富，绝大部分不像一张桌子或一把椅子，从我家搬到你家还是一张桌子或一把椅子。企业财富在企业家手上是资产，到其他人手上就可能成为负资产。马斯克拥有巨大的商业帝国和财富，但假如某天他不干了或者干不了了，他的企业可能就一文不值，因为他的企业有很多债务，而且他的那套东西别人也干不了。所以，企业财富中最重要的是企业家精神， 而且财富也不是靠分配、再分配来的，是靠创造来的。
人们通常只看到个别成功的企业家，忘了许多失败的企业 家。20 世纪 80 年代，中关村有好多企业，这些企业中的很多现在都消失了，大家也早就忘了那些企业家。大家只记得联想， 那是因为联想活下来并且发展壮大了，但它活下来靠的是柳传志的企业家精神，不是谁来经营联想都能让它壮大。只是太多人不明白这些道理，以为企业的价值是固定的，在谁手里都能赚钱，凭什么这家企业在你名下而不在我名下？这就是没有理解企业家精神。
我为什么说经济学家要对此负责呢？主流经济学假定，技术和资源等条件都给定了，资源配置有唯一正确的答案，谁算都一样。因此，凭什么让你算而不让我算？零和博弈的思维就是这样来的。这也是因为人类早期的资源只有土地，那块地你种了我就种不了，大家脑子里对资源的概念还停留在那块土地上，因此老想着重新平分土地。市场经济的资源不是那块永远不变的土地，市场经济是在创造资源，而且资源一直在流动变化。如果精心创造资源的人多，那么“水涨船高”，每个人都会获得更多的财富，并且“船长”和“船工”角色也不是固定的。况且，再成功的人都有自身的局限性，成功后很容易骄傲，骄傲使人落后，这就为其他人提供了成功的机会。
市场经济非常有意思。我们看到很多企业家活得特别累，因为他们需要不断去冒险。举个例子，有 100 元和 200 元两种 奖励：100 元可以直接拿走，但 200 元需要通过挑战，挑战成功后才可以拿走，否则一分钱也拿不到。普通人会选择稳当地拿走 100 元，但是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会冒险去挑战那 200 元。当后者挑战成功了，普通人可能又抱怨说：凭什么他到手的是200 元而我只有 100 元？事实上，市场经济下，谁都可以去挑战那 200 元。
对消费者而言，企业并没有强迫你买它的东西，反而是求着你买。传统社会是“笨人”伺候“聪明人”，“聪明人”高高在上，“笨人”端茶倒水；市场经济是“聪明人”伺候“笨人”。比如说，乔布斯非常聪明，而我不懂手机，但是乔布斯得“伺候”我，因为我一不高兴就不买他的手机了。因此，消费者应关注产品本身，企业家是否赚钱是市场说了算，不是你应该关心的问题。
当然也必须强调一点，社会肯定存在不公平、不合理现象，但那不是市场竞争的结果。很多人把体制问题归咎于市场，比如有人通过特权弄了一块土地并因此赚取很多利润。但这不能怪市场，只能怪特权，所以我们看问题要找到根源。我再澄清一下“套利”的概念。“套利”是个中性词，有创造价值的套利，也有不创造价值的套利。比如我从四川进了一些橘子到北京卖，消费者觉得四川的橘子好吃，这就是我创造了价值，是正当的市场行为。但如果是通过特权获得的套利， 比如土地寻租，就是不好的套利。人们常常把所有的事情搅在一起看，很多道理也就越说越糊涂。
普通人和企业家都可以从市场经济中得到好处。仍以苹果公司为例，乔布斯从苹果公司赚了 500 亿甚至 1000 亿美元， 全世界数亿人也因为使用苹果产品得到更多的好处，数百倍、千倍与乔布斯赚得钱。
人类会陷入理论盲区，经济学家要对此负责，经济学家创造的理论解释不了现实问题。大部分经济学家并不真正理解市场经济，不理解企业家精神，因为经济学教科书里把企业家精神去掉了。有个关于经济学家的笑话说，如果地上有 20 美元，你是否应该弯下腰捡起来？标准的经济学答案是“不捡”。因为按照经济学的假设，这一定是张假钱，如果是真钱早被人捡走了。经济学假定每个人都一样聪明，有任何利益出现都会马上被抢光。但在真实的世界里，每个人的能力并不一样，有人能识别真假，有人不能。前面的人以为那是假钱不捡，但你看出来那是真钱，就会捡起来，这就体现出企业家精神的作用。
这几年，我对企业家精神的认识更加深刻。企业家面临的是一个完全不确定的世界，只能选择去冒险，而经济学家一直是旁观者。我们评价企业家，不应该看他没有做什么，而要看他做了什么。每个人没做的事情都很多，牛顿就没有发现相对论，但你不能因此说牛顿不好，爱因斯坦好。企业家能够坚持下来，做消费者喜欢的东西，就是他对社会最大的贡献。
数字化会不会加大中小企业的市场竞争难度？
进入数字化时代以后，技术带来的无边界性竞争会比以前更厉害。有些人认为大企业、大平台的辐射力会更强，可能会导致很多中小企业发展的空间被挤压，导致一些人选择放弃创业。我不这么认为。不再创业是心态问题，社会需要各种各样的角色。当不了企业家或者不愿意当企业家，都是一种选择。另外，一个企业家再厉害，也没办法把所有厉害的事都做了，这反而给别人创造了不少机会。所以并不是“大树底下不长草”，没有一棵树能长到天上，也没有一棵树能遮盖整个大地。企业家永远在给别人创造机会，如果只考虑自己，是做不大的。企业家越多，每个人才可能活得越滋润。
相信企业家精神，就是要相信随时都会冒出一些想不到的创新。数字技术也是在创造新的机会，就像铁路发明后并没有消灭其他的运输方式，反而创造了许多新的工作机会。我们现在觉得数字经济是新事物，其实铁路刚出现时对人类认知的冲击比这个大得多。我们不能只看到眼前的新事物，人类应该对创造力抱有坚定的信念，不是成功的企业一出现就会消灭其他企业，那是低估了人类的创造力。
原文发表于王贤青主编《全球变局：经济新格局下的长期主义》一书，中信出版社2022年出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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